記者：現在在網絡還有媒體上，有這樣一個新名詞，都提到了“兒童經濟”。我們該如何理解“兒童經濟”呢?
姚景源：我也是注意到“兒童經濟”這個提法。我認為，應該這樣理解：孩子們有各種各樣的需求，比如他們的吃、穿、用，以及他們的游戲、學習等等一系列的需求。因此，出現了兒童玩具、食品、服裝、家具和各種各樣為孩子們成長，提供的各種補習班。從需求和供給這兩方面看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市場。應該說，“兒童經濟”是整個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它也為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增長，發揮了巨大的拉動力。
可以從“兒童經濟”中剖析到30年改革開放的變化;比如，改革開放之前，那時孩子們的吃，是很簡單的。現在的孩子們都吃奶粉，30年前，計劃經濟時期，很多孩子甚至都沒見過奶粉。
計劃經濟時期，穿衣服要用布票，都是老大穿完給老二，老二穿完再給老三，新三年舊三年，縫縫補補又三年。那時候的玩具都是非常簡單的，不像今天都是電子化、現代化。“兒童經濟”，看孩子們的今天，所享受的這一切，真的能夠看到3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。那么，這么大的一個“規模經濟”，顯然，我們的商家眼睛都盯在這里。我認為，“六一”前夕，幾乎所有的商家，他們都瞪大了眼睛促銷。千方百計地“打孩子們的主意”，似乎所有的產品，都千方百計地與兒童掛鉤。孩子和家長，包括商家，都在進行一種緊鑼密鼓的準備。分析“兒童經濟”確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。
記者：“兒童經濟”確實能夠表明我們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，除此之外，它還能說明哪些問題?
姚景源：“兒童經濟”一方面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，另外也表明了科技的進步。我們過去的兒童玩具都是非常簡單的，布質的、手工的，現在都是電子的，科學已經運用到兒童玩具上來。現在的兒童服裝，新的紡織面料、新的工藝，也都運用到這方面上來。“兒童經濟”包括經濟、科技、社會，也包括今天的主體——獨生子女。
在獨生子女這種狀況下，爸爸媽媽對孩子的需求，對孩子的渴望，對孩子的愛，都有了那種更重要的社會性的意義。因此，這都構成整個推動“兒童經濟”的要素。
記者：我們也注意到，“兒童經濟”中，有很多的父母給孩子買了大量的玩具，可能成千上萬的玩具，但是，實際上這些孩子并不像，我們小時候那樣去懂得珍惜它，或者說，這些玩具給他們帶來的樂趣，并不像我們相向的那么大。“兒童經濟”中間是不是存在問題?或者是誤區，引到我們犯了一些錯誤呢?
姚景源：這個問題，真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孩子的父母去思索。我們的孩子希望爸爸媽媽的“愛”，就是需要什么樣的“愛”?究竟應當體現在哪里?我認為，孩子對父母的“愛”，最渴求的還是精神上的“愛”。但是現在的父母，對這個“愛”有一個誤區，很多人認為，對于孩子的“愛”是基于對他們物質上的滿足。因此，孩子與家長在交流上，精神層面的越來越少。相反，為了彌補這些，就給孩子提供大量的商品上的東西。比如，對于大量的玩具，孩子玩過之后，并不感到快樂。如何去看待什么是對孩子真正的“愛”?
從“兒童經濟”的角度，我們又看到另外一方面的問題。比如，現在的兒童用品，價格太高，有的高的都離譜了。例如，一件兒童服裝，它的價格甚至超過了成人的服裝。一部兒童的推車，價格可以有1000多元，超過了成人的自行車。一個兒童電動車，可以幾萬塊，這個價格幾乎都可以買一輛微型小汽車了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兒童用品第一個問題就是價格高。另外，兒童的用品，有一個低俗化、成人化的傾向。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呢?為我認為，買賣雙方都有責任。家長不知道孩子的真正需求是什么，只知道不斷滿足。其實孩子對精神上的愛要更深，更渴望。
按照經濟學原理，一種商品的定價是成品+利潤，在兒童用品上，除了成本+利潤以外，商家又加了一個家長對孩子“愛”的錯誤的理解。是家長對孩子錯誤的“愛”，導致了兒童用品價格的離譜。另外，商家也有責任，應該有一種責任感。比如，當我聽到奶粉里有三聚氰胺后，我簡直崩潰了，一直在想，孩子用的東西里怎么能夠加這些呢?作為商家，已經沒有道德底線了。應該本著對孩子們的“愛”去生產產品，不然，價格虛高、低俗、暴利，“兒童經濟”就沒有可持續性。
